Showa Pharmacological University, Tokyo Japan, Takehiko Furuta 1992,12
去年八月三日，关于日本古代史有一个意义重大的发言，即木佐敬久氏(1) 的发言。（白桦研讨会(2) ，第三日）
木佐氏首先注意到《三国志》(3) 中《魏志·倭人传》(4) 关于“辅佐官(5) 张政长期驻倭”的记载。倭国的都城（邪马壹国）(6) 受到邻国狗奴国(7) 的攻击，陷于危急之中。倭国女王卑弥呼(8) 因而向带方郡求援。带方郡是中国（当时国号魏）政治、军事上的一个据点，一般认为位置在今韩国首都汉城附近(9) 。
其时带方郡的太守(10)的是王颀。他接受了卑弥呼的请求，派遣“塞曹掾史”张政赴倭国，时为正始入年（二四七）。
《倭人传》的末尾，有关于张政归国的记述。倭国的使臣为送张政而到达了中国的首都洛阳。《倭人传》到此结束，没有提及张政归国的时间。不过，张政在倭国期间，女王卑弥呼死了，接着倭国又发生了内乱。其后，年轻的女王壹与继承了倭国的王位。《倭人传》对此均有记述。（壹与所以能即位，似乎是靠了张政的幕后支持。）
因此，张政驻倭期间相当地长，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。
此外，根据《晋书·倭国传》(11)可以知道，倭国使者的来访是在承袭了魏朝的西晋朝(12)初期，亦即泰始（二六五——二七四）初年。而且，据西晋史官的记载，可以进一步判定为泰始二年（二六六）。(13)
据此可以推知，张政驻倭期间“自正始八年（二四七）至泰始二年（二六六）”，计“二十年”。
木佐氏指出了以上各点后，又提出了下列问题。《倭人传》开头记载的行军路线，应当认为是有张政的军事报告作根据，并且和中国的军事目的相适应的。因而，历来的认为这一记载存在着方位错误（如南东错位说）、里程上的巨大误差（如夸大五六倍说）的看法不能成立。更为重要的，从带方郡到女王都城“所需时日”一定会有记载，如果不知道总的里程，中国方面的食粮补给、军事增援等计划都无从安排。
木佐氏所述以上各点均极富理性，无懈可击。至今关于“邪马台国”(14)所争论的一切，在木佐氏的见解发表以后，已豁然明朗，无须再呶呶不休了。
为什么可以这样说？因为历来论者的立论都建立在诸如“南为东之误”（近畿说）、里程记述有“五六倍的夸张”（近畿、九州各说(15)）等臆断的基础上，而把“倭国的都城”引向各自主观判定的地点。对木佐氏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点，即“从带方郡到倭国都城所需时日”问题，各说均未能明确回答。因而，以上各说由于木佐氏的发言，暴露出它们不过是主观臆断的、根本不能成立的假说而已。
与此相反，我于一九七一年发表的看法(16)幸而能满足木佐氏提出的诸条件。
第一，方位的记载没有错误。
第二，里程的记载是可信的，没有误差。《三国志》中的“里”不是秦、汉朝的距离单位（一里约等于４３５米），而是魏、西晋朝的单位(17)（一里约等于７７米）。
第三，从带方郡到邪马壹国“所需时日”为四十日（水行十日，陆行一月）。
以上是我把“部分里程的总和必为总里程”作为至高原则而达到的认识，这一认识逻辑地引导我进一步得出了女王的都城邪马壹国在“博多湾沿岸及其临近地区”的结论。这也就是“不怀疑陈寿（《三国志》作者）”的原则。
我的二十年来的这一主张，现在不谋而合地得到了“木佐发言”的支持，成为唯一能成立的论断。(18)
二
《旧唐书·倭国传、日本国传》(19)记载着与日本历史学家一贯的主张即所谓“定论”（Dogma）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。
根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：东汉光武帝授与金印的“倭国”，卑弥呼从魏朝受赠金印的“倭国”，谋求与隋朝的炀帝建立平等邦交的“倭国”，其后与唐朝进行了“白村江”大战而全军覆没的“倭国”，始终存在于九州地区。
与此不同，并吞了白村江大战败亡后的“倭国”、八世纪以来代表了日本列岛（西半部）的统治者是“日本国”，它与前述的“倭国”不是同一个国家。它曾是“倭国的别种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和朝廷”亦即“国柞”绵延至今的近畿天皇的历史。
这一记载，与日本大部分古代史学家所不断描绘着的三世纪或五六世纪以来（以近畿天皇为中心）的历史图像完全不同。承认在天皇一族之前已有“既存王朝存在”的历史学家，至少在供职于大学的学者中很难找到。但是，关于它的存在，《旧唐书》有着明确的记述。我始终把《旧唐书》所描绘的历史图像看成是可以相信的历史真实。
现在，我又找到了几条新的资料。
其一，以郭务棕作证。
郭务棕是唐朝的将军，天智二年（六六三），白村江大胜的九个月后（天智三年），他被派遣到日本列岛，并驻留了七个月。翌年（天智四年）再度来访，驻留五个月，于当年十二月归国。
他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使者出使在白村江战败了的“倭国”，前后共三次。第一次是奉中国的百济占领军司令官刘仁卿的命令，第二次则是奉唐朝天子（高宗）之命，第三次（天智十年）也是奉天子之命。他的军事和政治的报告后来成为《旧唐书·倭国传》的资料之一，这是可以相信的。因而，与张政的情况相似，对他的“倭国”观，我们无法加以怀疑。虽然他每次的驻留期都是几个月，时间不算长，但是把进行过激烈战斗的对手“倭国”的实休搞错的事，绝不会有。
因此，《旧唐书·倭国传》的叙述是历史的真实，我们除了作此判断外别无他途。
其二，以阿倍仲麻吕作证
阿倍仲麻吕作为“日本国”即近畿天皇政权的使者（遣唐使）于八世纪初赴唐，后来他“归化”了唐朝，并成为唐朝的高级官僚，在首都长安（今西安）滞留了“五十年”，最终没于当地。大致的情形，《日本传》里有明确的记载。
无疑，《日本传》里的这一记载，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利用了关于仲麻吕（中国名仲满，亦名朝衡）的资料，包括档案材料。如果说仲麻吕对国家实体（“倭国”和“日本国”的不同）的认识会发生错误，这是毫无可能的。从人的理性出发，只能作如此的判断。
因此，《旧唐书·日本传》的记载亦为历史的真实。(20)
由上述三方面的记载所描绘出的历史图像，应当成为构筑日本古代史的基础。我想可以称之为“政·棕·满的法则”（张政、郭务棕、仲满）。如果某些学者要否认这一法则，坚持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所表述的“大义名分”的立场（以近畿天皇一族为中心的一元史观，现王朝中心主义的立场，亦可谓之Tennology），就应在清楚地指明了我的论证中的错误之后，再下结论。这不也是具有理性和良心的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吗？
＜注＞
（１）“日本广播电视”（ＮＨＫ）广播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。
（２）东方史学会（昭和药科大学诹访校舍）。
（３）西晋陈寿著，成书于三世纪。
（４）见《东夷传》的最后部分。
（５）或为军事顾问。
（６）据《三国志》原文（绍兴本、绍熙本）。
（７）王名卑弥弓呼。
（８）Himika（一般被称为Himiko）。
（９）一说为汉城西北。
（１０）最高责任者（地方官）。
（１１）房玄龄著，七世纪前期成书。
（１２）武帝。
（１３）起居注（日本书纪·神功纪）。
（１４）历来的论者把“邪马壹”改为“邪马臺（台）”，把“大和”视同“山门”（十四世纪以来）；并认为“邪马台”即“大和”或“山门（三者的日文发音相近）。
（１５）近畿说为“大和，九州说为“山门”（福冈县）、“宇佐”等地。
（１６）古田武彦《“邪马台国”未曾有过》（『「邪馬台国」はなかった』朝日新闻社刊，角川文库。朝日文库收入预定）。
（１７）周朝“里”单位的恢复。
（１８）其它仅见“水行二十日（至投马国）”的日程记载。（《倭人传》）
（１９）刘昫著，十世纪前半期成书。（《倭人传》）
（２０）参见古田武彦《消失了的九州王朝》（『失なわれた九州王朝』一九七三）、《被偷窃的神话》〔『盗まれた神話』一九七五）。
横田幸男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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